图说：政策“结界”如何治“疯狂补课”

　　前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有人说，“疯狂的补课”时代或许将就此画上句号。

　　然而，政策的“结界”真能那么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吗？整治“培训热”，甚至减少机构数量、取缔一些竞赛项目，真能让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减轻吗？在规范培训市场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厘清？

　　如何界定“超标”培训？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我国每年的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已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的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国办下发的《意见》提出要细化培训安排。具体内容包括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而坊间最担心的莫过于如何认定培训内容的超标，毕竟家长送孩子去机构，谁不想多吃些学校里吃不到的“小灶”？这算不算超标？

　　“培训机构是市场行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学校正规教育的有益补充，而不是盲目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闵行区君莲学校校长郑菊兰说，学生存在学习困难，而且又希望获得来自学校以外的教学指导，参加培训机构就是一个选项，但是，培训内容应当是为学校教育托底，而非让孩子抢跑、抢学。

　　据记者了解，正值暑假学段转换期，机构推出了“幼升小衔接”“小升初衔接”等项目，以“预习”为名，实际上还是超标、超纲抢学。郑菊兰说，预习也不宜太早太快，一般是提前一两天，以熟悉将要教学的内容为宜。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孩子在机构里抢学，真正到学校里就学不进了，效果适得其反。

　　“服务性收费”如何收？

　　为个别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免费辅导，这是中小学的应尽责任。此次《意见》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各地可根据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设定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应当坚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按有关规定由省级教育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联合报省级人民政府审定后执行”。

　　什么叫“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在课余为学生补缺补差的教师，除了获得财政补贴，学校还可以向家长收取一定的“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副校长蔡喆炯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他认为，公办中小学在政策上是不允许向学生额外收取任何教学费用的，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这个政策框框不会轻易突破。至于民办学校是不是可以收取这些费用，可能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定。他说：“我觉得，所谓收取服务性收费用于补课，可能又回到十多年前本市曾经实行过的校内收费晚托服务，虽然当初每月每生只收几块钱，但社会负面反响比较大，后来就取消了。现在如果在校内收费补课，可以说再走这样的‘回头路’也是不太可能的。”至于“代收费”，如果也是参照现在晚托的模式，允许外包给第三方机构进校开展服务，那么，这个第三方机构的资质如何认定、补课内容如何规范，又会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一堆麻烦。

　　

　　图说：暑期各类儿童培训火热，而家长“陪读”也同步上演，连楼梯台阶都成了避暑休息、消磨时光的等候处 杨建正 摄

　　为何规定收费期限？

　　《意见》规定，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疑惑也由此产生：为什么不是1个月？不是半年？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认为，教育培训行业存在预收预付风险，也曾发生过一些机构捐款潜逃，致使家长和学生蒙受损失。2012年，上海市教委等8部门已经联合下发《上海市教育培训机构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开设学杂费专用账户，所收取的学杂费资金须全额存入该专用账户。董圣足介绍，当时尚无国家标准，本市规定教育培训机构是按学习期限或学年收取学杂费，不得以折扣优惠等任何理由，跨学习期限或跨学年打包、捆绑预收学杂费。此次出台的《意见》，将时限定在“3个月”，应该说是将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上海也将根据文件，因地制宜对原有政策进行调整。

　　不过，也有培训业内人士指出，如今，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培训周期和校内教育同步，按照春季、秋季、暑假、寒假来划分学期，也据此收费。一些热门培训班一位难求，家长热衷于提前占位。不排除一些机构会以“买3送1”“买3送2”的形式，或者支付定金的方式变相收费。此外，一些机构为了既不流失生源，又不违反规定，“简单粗暴”地将学期按照3个月重新划分，则可能对教学计划乃教学质量产生影响。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制定细化实施细则，确保《意见》不折不扣地执行，仍大有讲究。

　　“最严规定”如何奏效？

　　早在今年1月，上海市教委、市工商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就联合公布了《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这“一标准两办法”也被成为本市关于民办培训机构管理的“史上最严规定”。在董圣足看来，各部门联合执法突破了以往在管理上存在的瓶颈。此外，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市民和家长对办学者的监督和举报的渠道更为畅通。

　　“近两年，每年都有民办学校因为提前招生、面谈内容违规等原因，被教育主管部门约谈，并被减少了第二年的招生指标，降低了政府资金扶持力度。”董圣足说。

　　在昨天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教委表示，已经取缔了500余所存在严重安全问题或无资质办学的机构，叫停了15个中小学生学科竞赛项目。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希望，哪些机构被停办、哪些学科竞赛不再举行，教育主管部门能否通过网站或其他平台，定期进行发布，甚至发出“预警”，便于家长对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规划。

　　另一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坦言，校外培训机构的“剧场效应”非常突出，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家长的观念问题，包括每个家长怎么来正确地、准确地、科学地认识自己孩子的自身特点。吕玉刚强调，因为每个孩子是有差异的。家长应合理地设置孩子的期望值，防止过高、不切实际的盲目追求、攀比。

　　因材施教会“受阻”吗？

　　治理培训机构，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对奥数及所有学科奥赛“下禁令”？坊间这样的疑惑可能是源于《意见》提出的“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说，某些所谓名牌的民办小学和初中，他们为什么总能通过一次简单的面谈，就那么“精准”地找到尖子生？还不是因为有培训机构在背地里向他们提供了名单。这就是要坚决查处校外培训与正常入学挂钩的最重要原因。

　　那么，奥数怎么办？包括几个学科类的奥赛学校。虽然都是校外培训，但在张人利看来，它们与《意见》所指的培训机构毕竟有所不同。第一，奥赛学校是以学术机构为背景的，是为了培养数理化的国际竞赛人才。第二，这些培训班的收费很低，不以营利为目的。第三，上海的奥赛学校已经不再面向小学生招生，只招初中以上学生，但营利性培训机构则不同，生源广大的小学生是他们最大的“客户”。

　　此次规范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和教学内容，并不影响对学有余力的资优生的因材施教，也不会影响在少部分青少年中选拔和培养奥林匹克数学、奥林匹克物理、奥林匹克化学的竞赛人才，这样的少年科技特长生培养也是基础教育应有之义。“关键是一定要将培训与入学切割开，还要将竞赛与小学生切割开，把广大小学生从竞赛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张人利表示。

　　【记者手记】搭监督平台约束机构行为

　　此次国家出手治理教育培训市场，力度的确不小，但坊间最担心的莫过于虎头蛇尾或雷声大雨点小。对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管，尤其是对培训过程的检查监控，需要专门的监管队伍，通过协同合力，弥补教育执法力量的不足。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提出，由于培训机构众多，对培训过程的监控，难度和工作量都很大，因而，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完善和管理创新。不妨借鉴日本、韩国的治理经验，可以考虑通过建设教育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推动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信息公开。还可借鉴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做法，建立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平台，建立具有约束性的社会评价机制，对查实的失范行为予以公开，形成正向引导与违规行为督查的质量保障机制。

　　杨东平的建议很好。由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平台怎么搭建？记者认为，首先一条就是信息公开。教育部门有必要引入商业、旅游部门的做法，以黑名单制度惩戒违法违规机构。定期地向社会曝光被举报并被查实的机构名单，定期提醒孩子和家长不要去参加哪些校外培训和竞赛，这必须看成是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义务之一。不能再让违规机构躲躲藏藏了。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